目前，国民幸福指数（GNH）的重要性已经广为人知，它提供了建构新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路，这对于中国的转型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意味着21世纪报系关于重视GNH评估体系的呼吁已经部分地实现，从而需要进一步从更多元的方向、更细致的层面探讨国民幸福指数和幸福区域建设。基于这一目的，本版尝试推出一些不定期的主题性专栏，比如本期开始的“小额信贷与民生”专题，即讨论微型信贷和小额信贷与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平等、增进国民幸福的关系。

“"十二五"期间，小额贷款能否有突破性进展，我觉得主要看决策者的决心。”国内最早尝试小额贷款的先锋、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对本报记者说。

早在1992年，茅于轼在山西临县龙头村，资助交不起学费的孩子时，无意中萌发了尝试帮助农民脱贫的小额贷款念头。1993年9月，龙水头村开始发放小额贷款。这是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

起初，操作非常简单。茅于轼曾经公开表示，“最开始就是我自己掏了几千块钱，寄给了村民雒玉鳌，让他借给有需要的村民。”

这个信贷实验分为扶贫基金和付息基金两种。其中，“扶贫基金”用于治病、治伤及求学，可贷款一年，不收利息，期满时只须还本金；“付息基金”用于生产，如买化肥、经商、出门打工等，可借款6个月，要收息，月利息为1%。

2002年，他们开始在当地吸收存款，给存款村民提供6%的月息，资金规模一下扩大了4倍，并成为国内唯一一家能够既存又贷的小额贷款机构。他们在保持了95%的高还款率同时，也踏入了“非法集资”的灰色地带。

在2009年6月， 茅于轼成立了富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以合法身份继续前行。据了解，该公司发放小额贷款项目已累计600多万元。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茅于轼。

小额贷款公司应由村民管理运营

《21世纪》：你理想中的小额贷款是什么模式的？

茅于轼：我理想的小额贷款是由私人出资的高效的小额贷款公司。治理模式上是当地村民充分参与的。比如在小额贷款公司，在出资人完成出资之后，其公司的运营管理，应主要依靠当地村民，因为他们最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和现实需求。为什么说城里人不大能理解为什么农民的需求？因为城里的大多数家庭只是一个消费单位，它不从事生产活动。在金融上是资金的供应者，因为他们有储蓄，他们没有对资金的需求。但农村家庭却不同，他们的生产就在家里进行，不像城里人上班搞生产。所以农户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个农民可以管理一二百万的贷款额度，是没有问题的。

《21世纪》：你一直主张小额贷款的利率应该设计得高一点，但这样会不会让真正的穷人无法获得贷款？

茅于轼：小额贷款也要遵循市场规律。金融业主张钱尽其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什么地方最需要？那就是出价最高的地方。世界银行对小额贷款的研究表明，通常小额贷款的保本年利息率为15%-20%，这大大高出了一般商业银行的利率。为什么要定这么高？

首先，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从供应方面看，供应的成本比较高，所以利率比较高。小额贷款每一笔的贷款仅仅几千元，只是一般银行贷款业务的大约百分之一，而操作成本却所差无几。同时小额贷款的坏账比较高，管理良好的不良贷款率也常常在3%左右。

从需求方面来说，你去申请国家的贷款三个月都拿不到，但是农村的小额贷款不到一个礼拜就可以拿到钱，它不需要抵押，不需要担保，这就是高质量的贷款。一个高质量的贷款，利息就应该高一些。

其次，高额利息有利于穷人。如果定的利息低的话，结果往往被有关系的、有权势的人拿到了，而真正的穷人拿不到低息贷款，他们只能借到高利贷的钱。

现在是比较高，但是如果把这个市场放开，大家都去放高利贷时，在竞争中高利贷利息就低了，你要是不让它放高利贷，利息就高。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利率低的小额贷款公司，很多都关门了。

发展小额贷款有助提高国民幸福

《21世纪》：你认为，小额贷款在金融体系里面扮演一种什么角色？

茅于轼：首先，小额贷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为农民提供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必要资金。过去我们为了发展工业，金融业一直在不断地从农村里面提取大量资金，去做大项目，如各种大的基建项目和工业项目。问题是工业发展起来了，基建也先进了，而农村没有与时俱进，相反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的金融问题没有有效解决，现实是农村和农民缺少资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我认为，除了允许多种所有制金融进入农村外，小额贷款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引入小额贷款，可以让农村很多闲散劳动力与资金结合起来，去创造社会财富，既发展了农村经济，也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

其次，小额贷款在当下的中国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给现在过剩的流动性找到一个出路。现在流动性过剩，热钱都去炒房了，大大抬高了房价，加剧了通胀，如果把这些钱吸收过来，去做小额贷款，可以一举数得：流动性问题解决了，房价也可以得到部分稳定，农民的金融问题也可以得到缓解。

如此看来，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将大大提高国民幸福感。

《21世纪》：在中国，小额贷款有哪几种模式？每种模式的发展现状如何？

茅于轼：我认为，主要有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政府办的小额贷款，国家有国家扶贫基金会，地方有各个地方办的扶贫版。从规模来看，地方政府的小额贷款资金也就是上百万或者上千万；一种是民间机构办的，如各种民营的小额贷款公司，据说现在有2300多家；还有一种是外国机构办的小额贷款， 如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但这种类型的规模不大。

小额贷款的主要障碍是不能吸收存款

《21世纪》：你如何评价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现状？

茅于轼：中国小额贷款的发展还比较滞后，整体上供不应求。根据估算，现在能够为农村提供的小额贷款大约有2000多亿元，而农村的实际需求大概为五六千亿元，中间存在三四千亿的资金缺口。

《21世纪》：你认为，阻碍小额贷款的主要障碍都有哪些？

茅于轼：我认为，目前一个主要的障碍就是小额贷款只能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农村金融就是要调动大家的钱，留在农村运用。如果它不能吸收存款，就不是一个金融机构，而只是一个普通的企业。和一般企业相比，金融机构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经营别人的钱，而不只是自己的钱。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也强调说，小额贷款必须又存又贷，否则等于砍断了它的一条腿。如果小额贷款只贷不存，就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当今社会信用不良，大规模开放吸收存款的小额贷款，的确有相当的风险(只是局部的，不可能波及大范围)，但是我们不能把社会风险与商业风险完全混在一起。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肯定是既存又贷。目前有一个变通办法，让小额贷款机构以小比例抵押向国家大银行整笔借款，以此作为运作资金。这样既可避免和国家金融机构争夺存款，又能调动别人的钱来运作。

此外，我也向银监会提出建议，考察每个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其经营达到一定年限后，从中挑选优质企业，允许其开展存款业务。

《21世纪》：你怎么看待民营银行在发展小额贷款中的作用？

茅于轼：目前，民营银行参与小额贷款比较小。因为金额比较小，收益率不高，而成本比较高。所以，银行不会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精力。再具体到民营银行，参与的就更少了。

正是因为这种特点，即便是小额贷款公司，也出现一些不好的倾向，如很多小额贷款公司走偏了，开始做的贷款项目越来越大，背离了小额贷款的初衷。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