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用上大学来衡量上升通道,有点刻舟求剑
这两年,听闻太多“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的感叹和讨论,感觉如今穷人家的孩子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
猛一看,似乎确实如此,20年前,一个农家孩子可以通过考上大学彻底改变命运,现在,一个农家孩子考上大学毕业后,可能拿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泥瓦工。在就业困难的年头,还有可能一毕业就失业,这大大地刺痛了农村家长和孩子,“读书无用论”颇有市场。
确实,仅仅看读书改变个体命运的作用,现在不光不如20年前,更不如科举时代。20年前,农家孩子考上大学,立即成为社会精英,包分配工作,拿铁饭碗,获得相当体面的社会地位和生活,这拨儿人现在应该成了各业各业的领导者。
而在科举时代,一旦考中举人或进士,则“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鲤鱼飞跃龙门,不只是成为社会之精英,更是国家之栋梁,其地位之尊荣,生活之改善,让人眼热。
但我们只看到了成功者直上云霄的改变,却看不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残酷现实。在中国1300年的科举考试中,产生过数百万名举人,近11万名进士,700多名状元。如此漫长的历史,如此众多的人口,这区区数百万人因读书科考上升,岂止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样的上升通道确实是直线升腾,但绝对堪称“狭窄”!
这种感受我深有体会。上世纪90年代初,我参加高考,当年广西高考的录取率是11∶1,即11个参加高考的学生,只有一人被大学录取,而所谓的大学,还包括非常不起眼的专科学校。
那一年,北师大中文系在广西只招两个学生,而且还是民族班,我有幸被录取。事后想想真后怕,你要把那么多竞争者挤掉,才得到一个名额,自己杀出的真不亚于一条“血路”。
对于这样一条上升的通道,哪怕它真的让人一夜鱼跃龙门,我也觉得是残酷的。如果有更多的选择,我为何一定要走这条独木桥呢?可是在20年前,一个只有背影、没有背景的农家孩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除了此途别无选择。
即便我终于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在城市里买房买车,成家立业,也未必就成了“贵子”。除非是地位和财富几何级数增长,比如科举时代的一步登天,大部分寒门子弟要成为显贵,在太平世道里需要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积累。就好比我父亲勤苦劳作,方能供我上大学,为我垫一块石头,我才会投入更多,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为其垫一块石头。
如果说在科举时代,最重要的通道是科考,在战争年代是当兵,在没有扩招之前是考大学,那么今天的市场化时代,人们上升的通道要多得多,可以经商,可以创业,也可以读书读到头……无论怎样,读书考大学不再、也不应该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手段。
看看中国当今富豪榜上的富豪出身就能发现,像马云、许家印、刘强东、雷军、曹德旺等,都是寒门子弟,是商业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寒门的出路,成为他们上升的重要通道。
再看看欧美或日韩富豪榜上的名单,你会发现,除了亚马逊、谷歌、facebook等科技新贵的创始人,不少确实出身寒门、普通人家,更多的则是富二代、富三代、富四代,人家一出生就坐在塔尖上,那才叫一个阶层固化。
我们再看看那些在互联网里倒腾的三教九流,快手里、直播市场中……那些并没有读太多书的农村人、小镇青年,正在用他们的所长赚到以前从未敢想象的钱,改变着自己的底层命运。我相信,是商业、是互联网赋予了或是激活了每个人的能量,让他有机会冲出无路之境。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上升的通道,但在过去,人们上升的通道是单一且狭窄的,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时代,人们上升的众多通道被打开,我们仍然用读书上大学来作为衡量人们上升通道的标准,有点刻舟求剑了,失之偏颇。
退一步讲,当一个社会趋于长期的稳定,大的机会风口减少之后,进入所谓的“红海”社会,那么“阶层固化”就会成为社会特征之一,如果社会基本的公平公正没有受到损害,这样的社会就不会出现大的危机。相反,一个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流动越快越不正常,是一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寒门难出贵子”“阶层固化”时,最应该落脚于社会的公平公正,以及给予人们更多选择机会,而不是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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