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正确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些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

　　经济困难根源有两个

　　凤凰网财经：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猛增、房价高涨、实体企业很难还有可能的金融风险，这些困难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哪里？

　　刘胜军：我想主要困难或者问题根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增长的模式，增长无非是两种，一种靠投入，靠银行信贷资本的推动，这是我们过去延续很多年的做法。在08年经济危机之后因为稳增长的压力，我们对信贷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产能过剩、债务过剩等等都浮出了水面。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市场还是没有充分发挥它合理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比如有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很多该淘汰的企业淘汰不了，就成了僵尸企业；第二个问题，资源的分配不是按照效率的高低来分配的，比如说我们看到非常明显的数据就是国有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显着低于民企，但是国有企业占用的金融资源显着地高于民营企业，也就是说效率越低的企业获得金融支持越多。这是和市场经济的原理相背离的，这就意味着经济体系的扭曲会越来越多。

　　再加上中国又过分强调短期稳定，所以很多风险释放不出来，就一直在那儿压着积累。应该讲，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风险还是处于一个积累的过程当中，虽然我们都看得到，就像《人民日报》说的“灰犀牛”，人人都知道那是一个犀牛，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它，智能眼睁睁的看着它。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边界是最根本问题

　　凤凰网财经：最近的说法是去产能的结果是去他人的产能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产能，然后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且你刚才也说了，僵尸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这一个小侧面能反映中国经济的什么问题呢？

　　刘胜军：反映的问题还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句话听起来大家都同意，但他最后需要面临一些痛苦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政府能不能够控制住你的有形之手，以政府的手一推一定会带来新的扭曲，可能短期内是有效果的。就以去产能为例，确实是有效果的，但是背后造成的扭曲从长期来看可能会比短期效果有更加高昂的成本，但从政府的短期行为或者决定来说，它可能很难去克制住自己这样一个冲动。

　　另外一个“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就意味着说要尊重市场的规律。我们看到比如说中国民企投资下滑了，如果说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GDP增速就要下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能克制住冲动，如果政府克制不了，接下来的结果一定是又要靠国有企业去稳增长。国有企业稳增长背后一定会带来新的问题出来。

　　还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讲的，能不能正确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些是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这句话大家说的都很对，但执行难，一做起来就走样了。

　　房地产长效机制主要有三个

　　凤凰网财经：人们对市场化的认识度肯定很重要，包括土地市场。土地特别重要，土地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国房价很高并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如金融风险。所以尤其最近一年来我们更频繁地提房地产长效机制。您觉得真正的长效机制有哪些？最近有一些限购、限售、租售同权等。

　　刘胜军：长效机制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长效机制你要认识到房价为什么涨，房价涨的背后根源实际上是一个货币超发的问题。如果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在那里房地产调控都是瞎忙活。这是最核心的。房地产真正的问题不在房地产而在金融。

　　第二个就是刚才你提到土地的问题。确实中国的房地产对地方政府来讲太重要了，卖地的收入是一个命根子。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地方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是下不了决心的，甚至说它一直在给你唱反调的。我们看到很多现象包括土地市场，其实地方政府就是在做庄，它希望把地价涨的越高越好，因为它确实能够操纵土地这个东西。

　　第三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建立地方政府除了土地之外的稳定收入来源，而这个稳定收入来源从国际上来看就是房产税。应该讲征收房产税也是学界比较有共识的一件事情，但是也需要政府下决心。如果征房产税了，包括我们讲的金融货币政策的调整等等，短期内房地产肯定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如果说什么痛苦都不要付出，我觉得基本上大多数改革都做不下去。就是你要有阵痛，怕痛搞不了改革。像人生病看病一样，你病的很严重你又不要打针，又不要吃药怎么可能了？无论你打针和吃药都会有痛苦，对吧？

　　凤凰网财经：房价高跟房地产税的效果其实差不多？都是政府获得了收益。但有一个“黄宗曦定律”，很多人担心，将来收了房地产税，但是土地制度可能不会同时改变，土地价格还是很高，反而让居民负担更重。

　　刘胜军：房地产税是这样的。第一、政府征房地产税的前提是房屋使用期限是永久性，而不是70年，这个问题肯定要解决的。第二、如果说政府真的征收房地产税了，实际上会加大持有房地产人的成本，然后可能会倒逼房价的下降，这个从长远来看可能会对整个房地产的降温起到一定的效果。

　　至于说土地制度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一个国情吧，可能要把它改掉也挺难的。客观来讲现在土地确实就是国有资产，就是掌握在政府手里，这个问题我觉得不是核心。核心问题是什么？政府掌握了这些土地你卖了钱，将来也可以卖。卖了钱干什么这是最重要的。卖了钱如果说都转化成全民社会保障，全民福利、能够改善人民的生活，如果钱能够用对地方其实问题不大。就像北欧国家一样，北欧国家税收占GDP比重很高，但是老百姓一定都不觉得税高，为什么？因为你的福利很好。有了那么好的福利你还担心这个吗？所以我觉得关键是钱用到哪里去的问题。

　　城市发展应尊重市场规律

　　凤凰网财经：很多人说中国城镇化下一步是向大都市圈发展，比如京津冀、环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很多学者说中国的超一线城市人口可能会更高，但同时各地在限制人口规模，你怎么看？

　　刘胜军：首先，从国际经验来讲，中国的大城市还有发展空间，特别是像日本东京都市圈的密度、规模其实都比北京更大，关键是我们的城市规划、设计能力要有前瞻性。这样才能够保证既要城市变大同时又不能让人变得非常痛苦。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定中国13亿这么大一个人口基数，中国出现更大规模的超级城市应该讲是符合规律的，也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

　　城市能有多大？我觉得最终还是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就是说并不是靠政府去人为推动把城市变得更大，而是市场本身资源的流动来带动。更多人为什么去上海？肯定是上海能够找到工作，觉得能够有吸引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力的平衡。如果大家觉得生活在上海还不如生活在苏州，肯定苏州的规模就会变大。

　　政府要做什么？政府要根据人口规模的变化，提供比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这是政府要做的事情。至于说这个城市规模有多大？很多东西我觉得政府不要人为的限制，不要说上海只能有两千万人或者只能有三千万人。这样人为限制等于说又会阻碍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有什么不好？

　　凤凰网财经：其实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更高。最近一个新闻就是，以前“一次性筷子”段子讲中国把森林木材产品出口到日本去，现在反转了轮到日本砍树给中国了，中国的森林覆盖率已经提高很多。很多人的观念包括中国限制城市扩大是不是有问题？

　　刘胜军：对，政府不要自以为是的决定说我认为城市有多少人是合理的。实际上中国城镇化来源于两个方面的动力。一方面，大中小城市人口资源有一个自然流动的规律。一般来讲都会向大城市集中，这是一个人类的规律。第二个，要看到中国农村的改革现在还是刚刚开始，我们有大量农村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必须逐步向城市转移，因为农村人口不转移，中国农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改变不了，这个改变不了整个农村永远是落后的，永远发展不起来。美国一个农民生产的农业价值相当于中国27个农民，1：27。所以如果中国能够达到这个水平的话，我们农村1/10的农民都不需要，多余的将来全挪到城市去了。农业产值还能够实现，同时城市有更多劳动力供给。这有什么不好呢？

　　凤凰网财经：所以是不是说很多这种观念包括限制城市扩张、保护农田可能这些想法很好，方法有问题？

　　刘胜军：保护农田要辩证来看，确实要保护，怎么保护？我们假定十八亿亩耕地这个数据是合理的。但是你要看，把农民转移到城市意味着什么？这个宅基地就被释放出来了。因为现在农村宅基地占用面积非常大的，城市的人均占地面积要远远小于农村，把这个宅基地释放出来，新的农地出来了。这对中国的农村是一种保护。

（声明：以上内容来源网络，不代表本站立场和观点，侵删。）

中安信业专注小额贷款13年。最高可贷50万，快至3小时放款。快速完成资金周转，帮您实现梦想。关注【中安信业小额贷款】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相关贷款技巧，还有惊喜优惠活动等你来哦。